机器人是机器还是人，在法理上涉及到主客体二分法的基本问题。
[25][俄]马卡洛娃·O.B:《刑事诉讼法是反腐败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载[俄]哈布里耶娃主编：《腐败：性质、表现与应对》，李铁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因为立法院尽可弹劾行政首领，或者行政机关自己处理行政人员。
[24]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卡洛娃在研究本国反腐败法律基础中也指出，刑事诉讼法是反腐败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第五，针对查办贪腐案件的特殊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补充反贪腐特别程序，例如立案标准、逮捕条件、证明标准可以适当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监察专员制度属于国会权力的延伸部分，未能独立于国会权力形成新的权力类型。总之，将反贪腐的强压态势持续下去，并非只有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唯一选项，在现有基本格局之内，重新武装检察机关，只要地位设定得当、职权配置到位、侦查措施得力以及程序调整适当，检察机关同样可以达到纪委办案的境界。如同近年来反贪腐行动一样，我国监察体制最新改革可谓雷厉风行。
1997年以后，人民检察院苦于刑事诉讼法对于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的限制，与纪律检查部门联合办案，这种借助纪委办案方式缓解自身办案压力的做法，折射出纪委在办理案件时权力行使的空间大于人民检察院的特点。总之，围绕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话题，还有不少事项没有适当的答案和细致的论证。[42]而另一位罗马法学家拉贝奥则进一步认为，遗产占有与通常意义上的财产占有也不同，因为遗产占有是一种依据法律的占有，而非事实上的占有。
[47]同注29引书，第158-159页。而仔细衡量异邦人与罗马人，两者由于同属人这一范畴，在涉及贸易、盗窃以及财产损害等私法问题上，异邦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法律纠纷与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异，故而在两者之间实现类推，不仅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可接受性，而且也能实现对罗马人的救济，因此，裁判官在此种情形下拟制异邦人具有市民资格，令其得以应讼，并在诉讼提起人胜诉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罗马私法教义拟制还在法典化背景中具有体系整合与价值宣示功能。[142]而在设立古有型他物权，如用益权的情形中，占有人将变为他物权人。
[28]兹就罗马私法中的拟制程式（或曰程式拟制）而为类型化分析。职是之故，罗马私法上的裁判拟制与教义拟制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两者均系以类推思维为核心，而令不同事物得以共享同等法律效果之法律现象。
当然，从该程式拟制所作用的范围上来看，被授予遗产占有的人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甚至奴隶都可以获得遗产占有。[195]但事实上，拟制诞生于法律变迁的截面处，[196]其不仅是平衡法之灵活性、回应性与法之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优秀司法试错工具，[197]而且还是私法法典体系的立法性建构工具。[32]Henry John Roby, Roman Private Law in the Times of Cicero and of the Antonines 2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33]《十二表法》第五表中规定宗亲与族亲享有继承权。拟制并非单纯的立法者恣意，事实上，每一项拟制的背后均具有价值导引作用。
[200]仅就精神层面而言，罗马法中的私法教义拟制仍然大致恪守了尊重形式与对旧法作出有限修正以回应现实需求的谦抑品性，只是与裁判拟制相比，教义拟制更具有扩张性，并带有浓厚的价值宣示色彩。[103] 在这一法言中，优士丁尼借用前代皇帝们的权威设定了一项法律形式拟制规范。比如，异邦人因盗窃而起诉或者被诉。不得鞭打他或者命令别人鞭打他，亦不得杀害或命令别人杀害他。
但养子女无效，而被出养的卑亲属对生父有效。不过，在具体的拟制技术方面，与遗产占有之诉和遗产买受之诉不同，对物拥有人不是直接被拟制为真正所有权人—在普布利奇安之诉中，裁判官灵活地运用了取得时效制度，其仅仅只是假设取得时效的期间已经届满。
[183]同注182引书，第172页。[116]陈华彬：《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101][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一）主体教义拟制 优士丁尼的立法中，存在一系列为特定目的而对法律主体为拟制的规范。[122]其二，就事实而言，将敌人士兵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远离战场的敌人士兵的土地、房屋、金钱等其他财产拟制为无主物对于罗马士兵而言毫无意义，因为罗马士兵无法像控制敌人士兵的作战物品与人身那样为有效占有。[96]该法典是罗马皇帝颁行统一法典之肇始。[177]同注20引书，第13页。[84][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意]阿尔多•贝特鲁奇、[意]纪蔚民校，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第70页。
[155]当然，法，或者说自然法，奠基于深厚的伦理基础之上，[156]其也许更适合被称之为内在于人类本性的道德。[186] 不过严格来说，这一关于罗马私法拟制精神的表述似乎仅可以适用于司法性格的裁判拟制，[187]那么在法典化时代，是否便如有的学者所言，意味着拟制时代的终结？[188]例如梅因便认为，拟制系属法律之遗俗，可以立法祛除之。
以人格拟制程式为例，这项拟制的确系类推之产物，但这一类推却并非是一项抽象的普适性类推，而是一项具体而决疑的类推。又如《物权法》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第二个风险就是要式物出让人取回要式物后拒绝再度将该物让渡给原受让渡人。古人提到伽图在其作品中很好地写道：奴隶如被主人收养，他们可因此获得解放。
【全文】 众所周知，拟制乃法律上，尤其是私法上独特且常见之规范现象。第三，由于人理性的局限性，某个历史时期所制定的法律尽管以当时的具体情势而言，富有正义性，故与法相契合，不过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法律却可能变得不那么合乎时宜，甚至有违正义，走向法的对立面。[68] 倘若仔细分析普布利奇安之诉，则会发现，裁判官在设置拟制时，有意识地将市民法所有权人丧失占有与拥有物的人丧失占有两种情形进行了比较。[9][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原本这两大观点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藉由教义拟制，这两大观点却融入了同一规范之中，并且在形式上融为了一个并不具有排斥因素的微型规范体系。[112]罗马法上的监护主要有四类，即遗嘱监护（la tutela testamentaria）、法定监护（la tutela legittima）、官选监护（latutela dativa）与信托监护（la tutela fiduciaria）。
[22]Bianchi, supra note 12. at 12. [23]Brutti, supra note 17，at 185. [24]Cfr. Andrea Lovato, Salvatore Puliatti％ Laura Solidoro Maruotti, Diritto Privato Romano 56（G. Giappichelli Editore 2014） [25]Jolowicz＆Nicholas, supra note 15，at 201， [26]丘汉平：《罗马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161]这种普遍确信的谦卑法律态度使得罗马人并不会迷信既有的法律条文与法律概念，他们倾向于针对特定事例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思考，以力求每一个特定事例均可透过法律思考获得理性而正当的处置，而不会刻意将法律的思考引向一系列抽象的原则。
两种思维模式均有其优势，不过拟制思维在体系整合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201]为了解决语言概念的意义涵摄局限性问题，在条文设计上有两种选择：第一，引入一般一例外思维，在一般规则的基础上规定一系列特殊情况，并规定这些特殊情况自身的法律效果。
例如，在I. 1 , 25 pr．中，通过将为国而死的人拟制为活在永恒的荣光之中的人，立法者宣扬了为国捐躯光荣的价值理念。[175]而仅就罗马私法而言，其乃是以一种有趣而复杂的结构获得发展：第一，关于私法的立法其实在罗马法中并不多见，尽管也有《阿奎流斯法》（ lex Aquilia）这样彻底改变罗马侵权法的私法性立法，但私法性立法总体上数量却相对稀少。[61]而前已述及，在《十二表法》中，即时取得，即非以时效取得要式物之市民法所有权的方法只有要式买卖与拟诉弃权。[126][意]彼得罗•彭梵德：《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58]同注29引书，第159页。此时若单纯依市民法之规定，势必令遗嘱归于无效。
尽管裁判官的告示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渊源地位，但由于告示的内容直接来源于司法，贴近日常生活，并保持着与罗马社会、经济乃至精神文明的进步相契合的步调，因此常常在事实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不过，在该法言的末尾却有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主体拟制，即事实上，为国而死的人，被认为活在永恒的荣光之中]在此，优士丁尼运用拟制技术，将为国捐躯的人拟制为仍旧在世之人，令事实上已经不具备监护豁免条件的人得以据此符合子女数量的要件，从而获得监护豁免。
[67]Mear, supra note 16, at 63. [68]同注29引书，第64页。在该拟制规范下，非一般规范的情形最大限度地藉由拟制修辞与类推思维而被整合入一般规范之中，从而使一般规范的涵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
